童年时，我在萧山外婆家读小学时，晚间常常有四五位钱塘江沿岸沙地上的老人聚在外婆家的店堂里闲谈，有时谈到沙地坍塘，总要唏嘘一番荣枯兴衰，我也时不时地插几句幼稚的问话：为什么不把冲过来的沙地围起来呢？所得的回答总是被老人们嗤之以鼻：围塘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也曾试行过，可惜头天围了一块，第二天坍塘连新围的土石都冲得一干二净，怎么围？于是只能叹息几声而已。
离乡几十年，坍塘问题一直没有听到有什么治理良策，而我也没有回过家乡，但家乡的一情一景常在梦里萦绕。八十年代初，全国展开编修新志工作，我有幸应邀回乡，参与修志工作。很惊讶地听说萧山治理沙地很见成效，在这片围垦的土地上建起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具备的红山农场，不仅给萧山带来了大笔财富，而且常有国内外政要来参观视察，博得了很大的声誉。可惜时间紧迫，只能像听神话似的点头称是，未能有机会去领略沙地新貌。
90年代初，舍弟新阳离乡40多年后，从台湾回乡省视，接待部门特地安排他参观红山农场，我也陪同前往。红山农场的一切景象使我这个第一次来访的游子愕然得无法相信这就是当年曾为人叹息过的沙地。宽大的办公楼，一排排崭新的居民楼群，负责人介绍的一系列生产生活数字，……一切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这块总面积达50余万亩的垦区所焕发出来的勃勃生机。这个欣欣向荣真正富裕起来的农村。难道这真是我小时候所见所闻的沙地吗？不禁惊喜交加。
1998年春天，为了展示家乡的繁荣新貌，我特意邀几位来杭州的朋友来萧山，又一次到红山参观，已时隔五年，这片土地给我的是更大的惊讶。最引人注目的是居民住宅区的大幅度增长，一排排造型独特的楼房使同行的朋友都露出羡慕的神色，感到十分意外，甚至认为这只是对外窗口的标本。村里非常寂静，各户都锁着门，好不容易有一户正在装修，遇到一位看家的老太太。我们用乡音亲切地交谈，她毫不掩饰并带有某些自豪的情绪把她家的发家经历全盘托出。她的儿子是场里的推销员，谈成一笔生意可以有提成和奖励；媳妇在厂里做工，每月有几百块钱；孙女中学毕业后在萧山宾馆服务，收入也不少；自己则在家做点编篾的家庭副业，挣点零花钱。全家年收入总不会少于四五万元，她笑着说：“我们不算好，也就是小康吧！”她似乎已经完全消除童年时在沙地茅屋中苦难岁月的痕迹。她的欢乐情绪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更觉自豪无比。而更令我高兴的是，老友费黑不顾病痛所主编的《萧山围垦志》已经杀青。从此，萧山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摆脱苦难，赢得富裕生活的历程将永载史册。
1999年秋天，我再次有幸陪同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到萧山做人口问题研究的调查，第三次来访红山。这里已经完全泯除了农村村镇的痕迹，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农民住宅已是第五代的模式，修造和装饰得更漂亮更现代了，每家都有车房，告诉我们主人将准备添置私车。据1997年的统计，这个垦区的工农业生产总值已达114亿元，创利税14亿元，垦区人民已进入小康生活。眼前的一切使自诩曾多次到过中国农村的郝瑞教授疑惑不已，只有惊讶这种他无法理解的巨变。
归途经过开发区，从疾驰的车窗中向外张望，洁净宽阔的道路，巍峨高耸的楼群，我们仿若置身于一个新兴的大都市中，令人心情振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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